我市新增19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在他看来，真正的法官应依乎法而又深其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既能严格依法办事，又能在特殊情况下以类行杂，以一行万，推类接誊（与），以待无方。

例如，在家庭关系中，某人是父母的儿子，又是配偶的丈夫。国家作为人的集合的共同体，不可能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需求来拟定不同的规则。

实践中将被告的行为同善良家父的行为加以比较的时候，法国司法并没有将善良家父的形象理想化，认为它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是将它放在与被告同种情况下来加以比较，司法要考虑在该种活动领域大多数人的行为标准，即参照那些与责任人同类性质、同类资质、同种能力和处于同样境况中的人的理性的行为标准。其次，在立法上无需计量的场合，应当综合社会常理和普遍价值来对人的独特性作出是否可以考虑免责的决定。显然，这与现代法律的旨趣相合，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法律的进步。美国学者米尔恩提出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观，最低限度标准在消极的方面，要求人不能被仅仅当作手段。在医疗的场合，他属于法律上的患者。

哈贝马斯指出：法所抽象掉的，首先是法的承受者的约束其自由意志的能力，而只考虑他们的自由选择。具体说来，实体法上所规定的人是在社会生活中真实地存在的个人。还有个人调解，比如各级人大代表、老党员干部、企业主、老年人等的调解，占调解数量的5％左右。

[10]参见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2}金伯中．论枫桥经验的文化底蕴（J）．公安学刊，2004，（3）。而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社会组织的管理，重心都不是自上而下的管制，而是引导流动人口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发挥其积极作用[39]。以派出所民警为骨干，以护镇队、护村队、护楼队、护厂队为主体的组织体系。

针对村民邻里不和的情况，村干部在宣传栏里刊登了乡邻乡亲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怎样正确对待婆媳关系等文章，达到了启发教育的目的，许多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得到了缓解，对将要发生矛盾的家庭及人和事也起到了作用。《社区矫正对象逃脱、下落不明情况登记簿》。

在这过程中，国家政治深入基层，多元化的社会趋向一元化，用杜赞奇的说法，人民也参与到国家的内卷化之中[31]。另一个是考察这些制度变革的动力和依赖。干警风貌和态度：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20]。《社区矫正对象外出准假通知书》。

劝导员 金芳《劝导书》的做法充满了独创精神，以宣教劝说的方式重新诠释了司法为民的理念。枫桥经验内涵的丰富说明其具有从政治向法治、从政策向制度、从运动向组织的道路进行发展的可能。第二，极具特色的劝导实践。《社区矫正期满鉴定表》。

通过教育这位村民认识到了错误，结果按每支毛竹150元赔偿计算，含泪把1050元钱交到了村治调委。这些档案反映了该村50多年来的历史全貌，记录了枫桥经验诞生、发展的全过程，凝结着几代村干部的心血和汗水。

其次，在调解过程中，他不仅非常耐心说理，而且也自觉寻求当地村干部的支持：这些情况让张学军感到此案调解结案是最好的方式，哪怕磨破嘴皮也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国家所面对的个人，并非是一种被动的力量。

而对于分散在村的外来人口则建立由村干部、协管员、计生干部、外来人员代表组成的委托式管理制度，并建立了外来流动人口实名登记、出租房屋对应登记、基础资料信息管理、工作经费统一筹措、劳务纠纷和治安纠纷分层次处理的管理机制。此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央和省委组织下先后隆重召开了枫桥经验的30周年、35周年、40周年纪念大会，其规模和影响也一次比一次重大。而枫桥经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自觉地整合、维护、经营这样的经验，包括枫桥各村非常注重的档案管理，都在这个反历史和传统的民族中，无形中注入了一种注重自身传统和经验、注重点滴积累的思路，而这恰好是法治的规则之治的内在要求。在调委会调解期间，负责分片联系的法律指导员也及时进行跟踪指导，以了解纠纷的调处进程，并及时为调解干部提供法律咨询或调解建议。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宣教者也被宣教，监视的权力也可以成为被监视的对象，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发掘某种权力制约的机制，通过民众参与性的教化普法行动，使隐蔽的、自上而下的宣传启蒙发展为公开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至于司法机关，即派出所和法庭所调解的纠纷，仅占5％左右。法院在表面上是限制了自己的案源，实际上又强化了自己的专业作为。

这种变迁模式当然体现一种家长主义的管理方式，无形中把所有的人民群众都纳入到一种政府的运作体系当中，但是，它并不完全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的全面支配和控制。因此，枫桥经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似乎也有可能通过政治化和集体化的方式，经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

《社区矫正监护协议书》。在外来流动人口、出租私房的管理服务上。

三访工作机制：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坐等来访为主动走访，对疑难信访实行联动息访。我们是否可以据此建构起某种新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将国家为主体、社会为背景的经验，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为主体、国家为背景的经验？（二）枫桥经验的推进机制：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在当地村干部的支持下，张学军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使双方分歧逐渐缩小，终于到晚上7时左右，双方答应所有恩怨一笔勾销后，那位婶婶饱含热泪对他侄子说：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再叫我婶婶吗？在所有在场人殷切期盼的目光中，这位扭捏了足足有2分钟的大学生终于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婶婶的面前饱含深情地说：婶婶，我对不起你。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强调枫桥经验的民主、自治成分也好，还是强调其政治化、运动式的成分也好，都较为单一，实际上脱离了枫桥经验本身的具体治理方式及真实运作状况。

第三，宣传的语词和法治的实践之间总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分离甚至紧张。三送活动：送法律到家、送服务到家、送平安到家。

枫桥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语词和实践如何交错并最终可能走向统一的制度样本。正因如此，研究枫桥经验的动态发展历程，对理解中国特色法治发展道路而言，更具有某种昭示意义。

综治委每季召开一次由分管副书记召集、党委书记参加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枫桥经验的持续存在正好说明国家概念的持续存在，或者说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并存。

《社区矫正对象奖惩审批表》。枫桥法庭据此提出并试行了三前调解的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调解手段，努力使纠纷调解在成讼前、开庭前和宣判前，收到明显效果。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模式与枫桥经验之间具有内生性、衍生性和共生性三方面的联系。

正是这种结合，塑造出一种特定的文化观念、技术知识和生活方式。如果说调解指导的实践将调解纳入了一种全面、规范和制度的轨道，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完成调解的实质目标，那么，枫桥法庭创造的调解劝导，则从另一个维度弘扬了调解的教化功能，使法律实践自觉融入了和谐与德治的治理理念当中。

材料二：2000年9月，一位村民因家里搞竹制品加工，缺少原料，他不问青红皂白在隔壁的兰亭镇花坞村一户农户承包山上砍了七支毛竹，被本村村民看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所提倡的创立枫桥理论、枫桥学派等意愿[4]，虽然颇有意义，但却没有注意到，法制的理论本来就植根于法制的现实，对法制经验的开掘和解释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普遍价值，所以首要的是深入梳理和全面把握枫桥经验的内在机理和来龙去脉。

在这样的综合经验中，并不存在纪律社会代替主权社会、治理社会随之又代替纪律社会这样的问题，它在实际上体现了福柯所谓的主权--纪律--治理的三角统一。它的意义当然是积极的，但必须经历再一次的发展和转型。